乐鱼体育登录网址:

  1971年4月，我所在的织布厂并入地方国营睢宁棉纺厂，自此更名为地方国营睢宁棉纺织厂。

  同年10月，我被调至厂部政工股负责宣传工作。我注意到，政工股西侧第二间办公室里，总有一位女工按时前来，戴好工作帽便径直走向车间。她的班次不固定，早班、中班、夜班轮替值守。这让我满心疑惑：若她是厂里的领导，为何要常年和一线工人一样三班倒？若她只是普通工人，又怎会拥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？

  半个月后，我终于按捺不住好奇心，向政工股翟股长打听。翟股长压低声音告诉我：“她叫胡远丽，是1965年进厂的老书记。1967年5月被靠边站，已经在车间劳动近四年了。她可是位老革命、老党员，实实在在的大好人啊……”

  因工作之便，我得以频繁接触。一得空，我便去她的办公室与她攀谈，有时还主动跟着她去车间。每当她迈进车间大门，工友们总会热情地和她打招呼：“，你来啦！”“胡师傅，今儿来得真早！”还有年轻女工亲昵地喊她“胡阿姨好！”总是满面笑容，亲切地回应：“你好呀，真有缘分，咱们今天又碰面了！”

  与朝夕相处的五年间，她对我的工作和生活关怀备至。这份知遇之恩让我打心底里敬重她，也让我萌生了用拙笔追忆她平凡却伟大一生的念头。

  1927年6月，胡远丽出生于胶东半岛文登县界石乡张格庄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。

  胶东半岛曾两度遭日寇铁蹄践踏，饱经炮火蹂躏。第一次是1914年11月至1922年12月，日本以对德作战为借口，趁机侵占胶东半岛；第二次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，全面侵华战争爆发，1938年1月9日至2月3日，短短不足一个月，整个胶东半岛便落入日寇之手。

  在两次战火的洗劫下，胡远丽家道中落，从富庶的地主家庭沦为仅能勉强糊口的普通农户。父亲怀着对日寇的刻骨仇恨，执意将11岁的胡远丽送往十余里外的邻乡国立小学读书。

  五年寒窗苦读后，父亲又想送16岁的胡远丽参军抗日。可彼时的她身形瘦弱、个头矮小，部队因年龄和体格原因未能录用。无奈之下，父亲托人将她引荐到崐崙县一所红色小学任教。两年的教书生涯里，她被地下党人、校长孙鹤泉看中，推荐进入崐崙县短期师范学校进修。一年后，经耿俊彩老师介绍，胡远丽光荣加入中国。

  1947年5月，师范结业的胡远丽听从组织安排，先后在晹里区区公所、葛家区区公所担任文书。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3月，她调任历城县县委办公室工作。

  1951年9月，胡远丽追随爱人南下徐州，开启了长达13年的徐州工作生涯。她辗转于贾汪、茅村、七区、矿区、郊区等地，历任组织科、宣传科科长，后又担任铜山县妇联主任6年。

  从家乡的7年耕耘，到徐州的13年坚守，20年间，她的工作单位与职务变动多达15次。每一次调整，都是一次成长与进步。无论岗位如何变化，她始终秉持着“服从组织安排、忠于工作职责、锤炼自身本领”的信念，将满腔热忱倾注到党的事业中。

  1965年8月，胡远丽从铜山县妇联主任的岗位上，被组织调往睢宁棉纺厂担任党支部书记。

  睢宁棉纺厂始建于1958年，后因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被迫停工。1964年底，国民经济逐渐复苏，棉纺厂被列入江苏省1965年复工计划。省政府明确要求：不仅要让原有的3600枚纱锭恢复生产，更要在1966年三季度，让新获批的14960枚纱锭设备部分投产。这一个项目在当时的徐州地区堪称重点工程，备受徐州行署与睢宁县两级领导的格外的重视。为强化工厂领导力量，地、县两级党委慎重决定：调派胡远丽担任党支部书记。这份任命，既是组织的信任，更是千钧重任。

  彼时的胡远丽38岁，已有21年地方工作经验。她年富力强，又深谙妇女工作之道，来到女工占多数的棉纺厂，本应得心应手。

  与她一同调任的，还有厂长孔繁丙。孔繁丙是湖南人，13岁时，家乡遭日寇飞机轰炸，他不幸沦为孤儿，随后毅然参加红军，曾担任过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的警卫员，抗美援朝时期更是一名英勇的人民空军飞行员。转业后，他先在上海工作，1958年响应号召支援苏北，参与过丰县纺织厂的筹建工作。孔繁丙比年长几岁，虽文化程度不高，却有着丰富的棉纺厂实操经验。

  一文一武，一理一工，两人配合默契，珠联璧合。很快，3600枚旧纱锭便顺利恢复生产。面对新增14960枚纱锭的投产重任，他们科学规划、合理分工，将全厂工程技术人员与管理干部整合为三支队伍，分别负责旧设备的日常生产、厂房的维修改造以及新生产线的设计、采购与安装工作。

  初涉纺织领域的胡远丽深知，工厂工作与过往的地方行政工作截然不同。以往的工作侧重宏观统筹，而如今身处生产一线，若不熟悉生产流程、不懂工序工艺，何谈科学领导？

  于是，她定下“统筹全局、深耕生产，先当学生、再当领导”的工作思路。除了主持必要的会议，她将所有时间都投入到车间里。每天头戴工作帽，从前纺车间到细纱车间，从细纱车间到后纺车间，再折返往复，边走边看，与工人师傅们促膝交流，主动帮忙做机台清洁等辅助工作，潜心学习各工序的挡车操作技巧。

  1966年第二季度，新设备陆续运抵厂区。胡远丽便成了“空中飞人”，在旧设备生产现场与新设施安装工地之间两头奔波、日夜操劳。中午，她和工人们一同在食堂吃大锅饭；晚上下班后，还留在办公的地方整理工作记录、撰写学习笔记，规划次日的工作内容，构思下周下月的生产计划。

  日复一日，月复一月。三个月的朝夕相处，让与工人们结下了深厚情谊。大家都把她当作贴心的老大姐，有心里话愿意跟她讲，有困难主动向她提。对于她布置的工作任务，工人们更是全力以赴、不折不扣地完成。

  在她的统筹部署下，全厂上下形成了“边生产、边设计、边装修、边安装”的高效工作格局，各项工作有条不紊、有计划、有步骤、有检查、有落实地全方面推进。与此同时，在省纺工厅的悉心指导下，在南京棉毛纺织厂、清江棉纺织厂的鼎力相助下，在徐州地、县两级领导的全力支持下，经过全厂近千名职工的日夜奋战，1966年12月，14960枚新纱锭全面投产，提前完成了省政府下达的任务目标。

  1967年5月，随着那场政治风暴愈演愈烈，睢宁棉纺厂的职工也分裂成两大派系、十余个群众组织。有人翻出胡远丽的家庭出身，将她划为地主阶级后代，当作批判对象。就这样，她被撤销职务、靠边站，一夜之间失去了领导岗位。从那时起，她每天都要到群众组织的办公地点报到，接受轮番批判，晚上还要被迫写检讨材料。

  批判大会上，她被人架着胳膊，胸前挂着沉重的牌子，有时还要戴上纸糊的高帽子。除了跟着喊口号时能短暂挺直腰杆，其余时间只能弯腰低头，强装认罪的姿态。有一次批判会散场时，一个莽撞的年轻小伙突然朝她踹了一脚，若不是两旁有人架着，她定然会重重摔倒在地。

  1972年6月的一天，和我聊起这些往事时，眼眶里噙满泪水，声音也止不住地颤抖。她说：“斯开啊，说我家是地主，那都是祖上的事了。到了我父亲这一辈，早就被日本人炸得家徒四壁。我11岁那年，父亲好不容易凑够学费送我上学，就是盼着我有文化、能参军，好去打日本鬼子。后来因为年纪小、个头矮，又是女孩子，没能如愿穿上军装。可我19岁就入了党，投身革命工作，到现在已经25年了。这些年，每一次职务变动都要经过严格的考察政审，我要是有问题，组织怎么会一直信任我、重用我？斯开，你说，我像是反D分子吗？党培养了我这么多年，我感恩还来不及，怎会是做对不起党的事？那些年，他们那样误会我、批判我、想要打倒我，就那一脚，我的腿疼了整整半个月才好啊……”

  她顿了顿，又接着说：“有时候我真的想不通，我的爱人也是乡里的党委书记，他常常开导我，说那些人本心不坏，只是受了少数人的蒙蔽，才对我产生了误会。他让我相信，总有云开雾散、拨乱反正的一天。我也一直坚信，公道自在人心。”

  我连忙握住她的手安慰道：“，您说得对！组织上一定会为您落实政策，澄清事实，革命群众也终会明白真相的，您就放宽心吧！”

  群众组织对胡远丽进行了无数次大小会批判，却始终没能找出她任何反党反人民的证据，最后只好放弃批斗，将她下放到车间劳动，美其名曰“改造思想”。

  起初，车间安排她摆筒管。这份工作需要长时间弯腰弓背，或是蹲在地上，将后纺车间换下的空纱管整齐摆放到细纱车间的落纱箱里。一个班次下来，她要摆放近万支纱管，手指被磨得血肉模糊，腰和腿更是疼得直不起来、蹲不下去。

  后来，车间负责人实在不忍心，便对她说：“，您每天按时来车间就行，不一定非要干摆筒管的活儿。您在各个工序间多走走看看，哪里缺人手就搭把手帮帮忙。”从那以后，胡远丽走遍了纺纱、织布的全流程，将“清、钢、条、粗、细、筒、摇、捻、成、检”十道工序的工艺要求摸得一清二楚，熟练掌握了各项操作技能。1970年，工厂添置新设备，新增一台8号粗纱机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挡车工，胡远丽主动请缨，扛起了这台机器的操作重任，一干就是两年多，直到1972年12月。

  从1967年6月被靠边站，到1972年12月恢复职务，胡远丽在车间劳动改造了整整五年半。这段岁月里，她不仅练就了纺纱织布的过硬本领，更与广大职工结下了亲如手足的深厚情谊。1958年、1966年进厂的老工人，始终恭敬地称她“”；1968年至1970年进厂的工人，亲切地喊她“胡大姐”；1970年至1972年进厂的年轻后辈，则尊称她“胡师傅”，还有不少青年工人干脆叫她“胡阿姨”。

  那场大革命后期，睢宁棉纺厂虽然在1968年成立了革命委员会，但工厂管理混乱、生产停滞的局面始终没有正真获得改善。1970年2月，县里派来十人整改工作组进驻工厂。为加强党的领导，经上级批准，睢宁棉纺织厂成立党总支委员会，由工作组组长刘安胜兼任党总支书记和厂革委会主任，工作组成员许春华担任专职党政秘书。

  经过工作组一年零十个月的整顿治理，棉纺厂不仅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，迎来了建厂以来的最好发展态势，更为胡远丽的所谓“历史问题”彻底昭雪、正本清源。1972年12月，工作组圆满达成目标撤离工厂，上级部门正式公开宣布：任命胡远丽为睢宁棉纺织厂党总支书记，全面主持工厂工作。

  复职后，第一次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发表讲线年度工作总结大会”上。她在报告中动情地说：“我感恩党的悉心培养，感谢组织的充分信任，更感谢全厂职工的理解与支持。如今，我的历史问题终于水落石出，我又能名正言顺地和大家并肩作战，建设我们共同的工厂了。在这里，我向大家郑重承诺：请大家放心，尤其是曾经批判过我、与我有过分歧的，更要放心。今后的工作中，无论对待任何人、任何事，我都会一碗水端平，一视同仁，绝不会搞打击报复，绝不会给任何人穿小鞋。因为，我们都是同舟共济的兄弟姐妹！”

  胡远丽是这样说的，更是这样做的。复职后的她，将全部心血倾注在工厂发展上：抓车间生产、抓队伍建设、抓职工福利、抓思想政治工作。无论是调整工资、发放奖金，还是分配住房、调配岗位；无论是医药报销、困难救济，还是发展党员、年终评先，她都坚持公平公正原则，严格按照领导班子集体商定的规章制度执行。遇到特殊情况，只要职工向她反映，她总能想方设法、合情合理地妥善解决。

  1966年进厂的陈师傅，当年曾带头批斗过胡远丽。后来陈师傅结婚时，不仅欣然出席婚礼，还主动担任他的证婚人。那个曾经踹过她一脚的青年工人小吴，在车间工作时不慎扭伤了腰，得知后，体恤他身体不便，将他调到供应科从事相对轻松的采购工作。小吴对此感激涕零，工作中愈发兢兢业业。

  最牵挂的，始终是车间的生产工作。除了外出开会，她天天都会头戴工作帽，深入车间巡查督导。她巡查时最关注的，便是车间的温湿度。因为她深知，温湿度调控是否得当，必然的联系到工人的操作难度，更影响着产品的产量与质量。这是她五年车间挡车生涯的切身体会。因此，她将各工序的温湿度指标视为车间生产的“晴雨表”，把各班空调工列为车间生产的第一责任人，要求他们时刻紧盯数据，确保生产环境稳定达标。

  除了狠抓生产，对职工的生活福利也关怀备至。当时，棉纺厂的生活福利体系十分完善，涵盖托儿所、幼儿园、职工医院、理发店、茶水房、男女浴室、两个大型职工食堂、四个居住小区，还有俱乐部、图书馆、游泳池、大会堂、女工卫生室等。对这些福利单位，每季度都会亲自前往检查督导，倾听职工心声，解决实际问题。她常说：“我们不仅是一家工厂，更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。要让每一位职工都感受到家的关怀，就要把这些福利工作办实办好。只有解决了职工的后顾之忧，大家才能全身心投入到生产工作中。”

  复职后不久，我开始兼任党总支秘书，经常协助许春华秘书抄写、校对文稿，参与会议记录。后来，许秘书调任外厂厂长，我便接任了专职秘书一职。起初，我为撰写的讲话稿，总是被她批评“空话套话多，脱离生产实际”。她多次叮嘱我：“你每天要抽出两个小时下车间，还要参加厂部每周一次的生产调度会。只有摸清了生产一线的实情，才能写出接地气、有分量的好材料。”

  从那以后，我白天泡在车间，晚上跟着加班，甚至利用值班时间钻研生产工艺。我的努力很快得到了的认可与赞赏。凭借着扎实的工作表现，1973年5月1日，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。1974年，我结婚时，厂里没有空余的住房可以分配。得知后，特意安排基建股将办公室后墙根处，建厂时遗留的旧工棚隔出两间小屋，总面积约三十多平方米，当作我的婚房。这份雪中送炭的情谊，我至今记忆犹新，终生难忘。

  在复职后的四年多时间里，睢宁棉纺织厂迎来了建厂史上的黄金发展期。工厂产量连年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计划指标，21支棉纱和6058坯布双双荣获“江苏省高品质的产品”称号。工厂不仅年年被评为县级先进单位，还多次获评徐州地区先进集体。与此同时，工厂培养出张朝太、许素花两名省级劳动模范，其中张朝太还在1975年1月光荣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。

  注：胡远丽于1977年5月调任徐州市邮电局市线日在徐州因病逝世，享年79岁。